中日韩科研女性呼吁延长相关年龄限制
2017-10-08 14:57  贵网  进入贵社区   复制本文地址

  面对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、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颜宁,全国“金话筒”秦畅直截了当发问,“现在不仅叫你‘女科学家’,还叫‘美女科学家’”,你喜欢吗?”这位39岁的生物学家笑言:这样解释“美女”,就是“美国回来的女教授”吧。
 
  科学界是一个男性行业吗?在10月7日、8日举行的第八届中日韩女科学家论坛上,包括王志珍、郑晓静、王红阳等多位女院士,以及颜宁、吴骊珠、朱美芳等多位2017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初步候选人在内,各界女性科技工作者齐聚东华大学松江校区,对于“女科学家”一词中被人特意强调的“女”字,多抱以审慎态度。她们认为,说这句话的时候,并不应隐含一种背后指向或附加判断,带着“女人本来应该做不到”的意思——她们希望,“我们科学家都是一样的”。
 
  两头兼顾,两头牺牲?
 
  “我是南通农村的,是我们家第一个走出来的女大学生。”作为大会组委会主任,纤维材料改性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、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朱美芳说,“因为当时重男轻女现象比较严重,我的哥哥姐姐没有读成书,而我的年龄小了10岁,正好有学上了,母亲就说‘为什么那么漂亮的女生不让读书呢’,所以我就非常幸运地读到了大学。进大学的时候,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博士。但只念过一年私塾的母亲跟我讲:“你一定要读博士。”
 
  朱美芳的经历代表着那一代少数女性科技工作者的幸运。而今,女性工作者越来越多,但一个老问题似乎始终难解——事业与家庭关系如何平衡?
 
  与颜宁一样,东华先进低维材料中心的特聘研究员储玲玲也是海归;但不同的是,这个85后的青年千人计划人选,已经有了两个娃,大的3岁、小的才一岁多;而且,她丈夫也入选国家“青千”。
 
  对此,储玲玲直言,应该说两边都做得完美是不可能的。“对于我来说,平衡家庭和事业,只能说是两头兼顾一下,两头都牺牲一下。”储玲玲表示,自己基本上只能学术会议都不参加,就是学校实验室和家里“两点一线”。
 
  颜宁则表达了不同意见。她讲了一个故事:在教授们面试一个27岁的女研究生时,突然她的男同事问那位女生:“你将来怎么平衡你的事业和家庭?”颜宁坦陈,面试了一天,为啥那么多比这女生年龄还大的男生没有问,“单单问她,我觉得太不公平了。”
 
  对于“生育”,颜宁认为,“生”是女性没办法逃避的,但是“育”呢?“为什么说‘育’也一定是女性的责任,而不是男性的责任?为什么欧洲不叫产假,叫育儿假?因为‘育’是男女共同的责任。一说到牺牲,就要妈妈为家庭牺牲?父亲哪里去了,对吧?”她的话引发全场一片笑声和掌声。
 
  作为一名做过30多年制药企业老总的女强人,刘铭君也是上海女企业家和女工程师协会的老会员。她表示,这个问题不仅是女性来回答,更应该是社会共同来回答。“我希望我们每一个科学家,都有幸福的爱情、都有幸福的家庭、都有幸福的子孙,这样我们的社会才是完美的、和谐的。”
 
  她们,没把自己当女的看
 
  现场访谈中,秦畅又把话筒“抛”给储玲玲,“人们说,世上有三种人,男人、女人、女博士。有人问过你这个问题吗?”
 
  “在这个问题上,应该说还是有过多的世俗偏见在。”储玲玲是学有机化学的,她坦言有机化学在实验室体力劳动方面跟其他专业相比,可能会有一点过重感觉。所以,以前有机所有把“女生当男生使”,但也没有特别的“女博士”这么一说。
 
  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、超分子光化学实验室主任吴骊珠表示,在科研上,真正等你做到一定阶段时,实际上就发现男性和女性是一样的,面对的问题也是一样的。只不过女性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,大家赋予你更多的要求,实际上比对男性的要求更高。“但如果从做科研这个角度,男性和女性是一样的。”
 
  中国女科协副会长、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吕植强调说,女性自己要有自信心,在这个社会里平等地看待自己,“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点”。否则,如果心理暗示“我不行,这应该是男人做,我们女人做不了”,这样久而久之的话,这个社会给到女科学家成长的环境不可能越来越好,“很多时候,环境是自己争取来的”。
 
  “每个人,特别是我们女性,其实可以发挥的空间、可以自己努力的地方是很多很多的,我们是无限的。”朱美芳直率表示,“我们工作的时候没有把自己当女的看,并没有把性别看得很重。”其实,女性可能有些方面还超过男的一点,比如非常强的忍耐力、非常强的战胜困难的勇气。所以,她经常说:“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,最大的敌人是自己。”
 
  “外部支持”是法律更是文化
 
  对于同在东亚文化圈的日韩女科学家,如何看待女性科研人员比例不如欧美的事实?
 
  来自韩国的韩东大学教授、梨花女子大学名誉教授Heisook LEE说,“其实我在年轻的时候,只是在想‘跟男人一样成功就好了’。”她告诉解放日报·上观新闻记者,很久以前,韩国并没有关于男女平等的社会支持系统,而现在韩国政府引入了一个非常好的法律体系来保护女人,其实重要的还不仅仅是法律框架。
 
  “重要的是什么呢?文化是最重要的东西,而且要改变文化,我觉得女生首先得改变。自己的意识要改变,女人不是超人。”这位银发教授表示,“男女共担、男女共享,这个意识大家都是要有的,这不是谁的责任,而是所有人的责任。”
 
  至于日本,大部分女性都在婚后成为全职太太相夫教子,日本女科学家也都是这样的贤内助吗?“其实,我们需要的是老公的劳动,而不是老公的钱。”来自日本大学的女教授NORO表示,其实日本政府希望女人多去职场工作,因此现在的趋势又不一样了,在慢慢发生着变化。就她个人而言,读的高中和大学都是女子学校,目前工作在国家研究机构,其中有很多男的,也有很多女的,“而且,其他国家来的一些女性也参加我们日本的研究机构工作”。
 
  NORO教授告诉解放日报·上观新闻记者,自己读硕士时候就已经生孩子了,但对于其他女性研究者而言,不一定有这样的运气。“去掉女性申请研究工作的年龄限制,就是这么一根线,这样会更加公平,”她建议,这样可以让女性科研工作者结婚甚至生育之后再回来,为她们创造更好的环境。
 
  颜宁同样支持这样的“延期”,“对于女科学家,申请项目经费的年龄期限应当有所延长”。对此,储玲玲也觉得更多的外部支持,应该还是来自国家层面的。近几年,海归人数越来越多,她身边不少人都入选中组部“青年千人计划”归国,“拿了的跟没有拿到的,平台要高很多”。这一部分的平台保障,落实到学校、学院,对于科研人员的起步是非常重要的,“特别是像我这种刚刚建立的实验室,非常非常重要”。
 
  作为“第三方”,美国工程院院士、佐治亚理工学院教授ELSA认为,“我觉得不管我们身处哪个国家,面临的挑战是一样的。”她觉得,“找一个导师很重要,这个导师可能是女性,也可能是男性。因为我有很多男性好导师,他们真的是给我创造了很多发展的机会。”因此,我们要成为年轻人的榜样,也要为这些年轻人或者为下一代创造机会,真正帮助她们取得成功,真正展现她们有多棒。
作者:admin 来源:未知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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